新闻背景

　　统计显示，我国抑郁症患者约3000万，但仅10%的患者接受专业治疗，地市级以上医院的识别率不到20%，全国精神科医生仅1.5万名，明显不足。

　　2001年，卫生部、民政部、公安部和中国残联召开全国第三次精神卫生工作会议。

　　2002年，《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(2002—2010)》公布。2004年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部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》。同年财政部首次安排686万元专款，2005年安排1000万元，用于全国30个省市区60个精神疾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建设。2006年，卫生部将精神卫生服务网络体系建设列入了国家“十一五”规划。目前，上海和宁波两市已出台地方精神卫生法规，国家精神卫生立法正在积极制定中。

　　见到生气蓬勃的杨阳，谁会想到，仅在一年前，她还是一个重度抑郁症患者。

　　村里没人认为这是个病

　　2003年对读高中的山西姑娘杨阳来说，那是一场噩梦的开始。“记不清从哪一天起，我渐渐失去了对生活的兴趣，心烦意乱、失眠无止境的折磨我。”杨阳的生活全乱了。“觉得自己像个木头人，没有思想，更没有快乐。”学习成绩不断下滑，脾气越来越古怪。

　　有一次班里大扫除，杨阳负责靠后门的那块玻璃，“我很努力了，可是检查卫生的班干部说我没擦干净，我端起一盆水就泼到了窗户上，大家都愣了，我也愣了。”

　　同学因为杨阳“古怪”，对她渐渐疏离，父母见她一天天消沉，成绩下滑，骂她不争气。杨阳越来越痛苦，试图改变自己，可是无济于事。“那种痛苦只有自己知道。在我们那样一个边远的小山村里，没有人认为这是个病。”

　　“像杨阳一样困惑的人有很多。”杨阳的主治医师、北京回龙观医院主任医师邸晓兰说，“抑郁症的发病原因一般很难确定，公众对抑郁症的识别率比较低，很多人不认为这是一种病。”

　　抑郁症的发病原因主要有三个：一是生物学原因，比如遗传因素、疾病的刺激等；二是个性特征，对自己要求比较高、做事追求完美的人易患抑郁症；三是来自生活实践上的压力，如就业压力、人际交往压力。上述因素往往相互交叉作用。

　　“如果总是感觉高兴不起来、兴趣减少、精力不足、反应迟钝、烦躁等，就需要警惕是否处在一种抑郁状态”，邸晓兰说，持续两个星期以上者就应当看医生。

　　没勇气走进精神病院

　　“混沌”状态持续近半年，杨阳的老师发现了她的“异常”，介绍她到市里做心理咨询。

　　“那个心理咨询师和我聊了很久。感觉终于找到了倾诉者，终于有人对我的感受理解了。”此后，杨阳又去了两次市里，但是感觉效果并不明显，“无法彻底改变我那种‘混沌’的状态，反而觉得自己越来越悲观、烦躁。”

　　又拖了两三个月，到2004年下半年，很快就要高考，杨阳开始头疼，有时甚至眩晕。“我爸妈也着急了，他们担心我考不上大学，一辈子就走不出山村了。”

　　杨阳的父母开始带她四处求医。先到县医院，神经内科的医生给她开了扩张血管的药，吃了并不见效；后来认为是颈椎病，到一家颈椎病专科医院看了几次，仍不见效；又跑到耳鼻喉科看，还是不行。“大半年里，包括各种偏方，我吃了近40种药，都没用。”

　　“这是常见的事情。”邸晓兰说，多数患者和其亲属有了精神疾病也不会往这上面想，加上多数医院对该病的识别率很低，导致一味的对症治疗，不能早期发现和治疗。

　　抑郁症一般分为心理症状和生理症状，前者如兴趣减少、悲观、烦躁等，比较容易察觉；后者如头疼、失眠、注意力不集中、眩晕等，则不易被识别出是一种抑郁状态。

　　杨阳说，她后来意识到自己可能需要到精神病医院看，但总没有勇气迈进那扇门。“在村里人看来，精神有问题是一件羞耻的事情。” 这使杨阳错过了及早接受治疗的机会，一拖就是两年。

　　正是识别率低和社会偏见，成为抑郁症治疗率低下的两个主要原因。邸晓兰感慨，“很多人怕进精神病院，不愿意戴上抑郁症的帽子。”